《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主任田剑：浓墨映乡村，修志寄乡愁(图文)

2016-11-14 16:45 中国新闻资讯点击次数：次

浓墨重彩映乡村，修史编志寄乡愁——《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负责人专访
当今中国，地方志作为国之史籍文体，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认识，明白了志书（地方百科全书）的属性，知道了志书“资政、存史、教化”之功能，各级政府也很重视，不惜人力财力去投入修纂。但对于村志，人们似乎较为陌生。何谓村志？有何作用？怎样编修？当前面临哪些现实问题？我国的村志修编是个什么状况？
11月1日，带着一串问号，本报记者专访了多年潜心研究编修“村志”的《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有关负责人及专家、学者。
由国家相关部门领导支持、华夏百科信息研究院发起、多家新闻文化机构参与组成了《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主任田剑在接受采访的同时，重点向记者引荐了该丛书常务副主编王建设。他大学中文学历，高级职称，从事修编地方志工作35年，系方志界资深专家。虽然今年已退休，但潜心研究村志10余年壮志不移、笔耕不辍，系现今我国倡导编修村志发起人之一。著有《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村落文化——亟待纂修的民俗遗存》《国家方志体系视野下村志的立身与编修》等文著。
《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国家完整的方志体系犹如中华龙，应由龙首——“中国国家志”、龙躯——“省市县三级志”、龙尾——“乡村志”共同组成这样一个全新概念。

村志的历史起源与发展现状
何谓村志？谈到这个问题，《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负责人认为，应从中国的方志说起。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证和辨析，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专家们介绍说，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籍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明清以来，溯方志之源于史书的说法较为盛行。建国以来，对于方志起源问题的讨论，虽未完全统一认识，但方志多源，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国家的征录之书。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东汉以来，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局面形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方志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自宋代完成从图经到方志的过渡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明代之初，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为了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还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是为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
清王朝入关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各地的修志活动就陆续展开了。现存一些顺治年间纂修的方志即是此时的产物。清代方志品类众多，居主流地位的仍是各级政府官修的府、厅、州、县、镇志。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时局动荡，战事纷扰，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时续时断。民国年间的方志编修大致可分为民初（1912-1926年）、抗战前（1927-1937年）、抗战时期（1938-1945）、抗战后（1945-1949）四个时期。民国期间，各省还相继编纂了许多乡镇志、乡土志和各类风土笔记、调查记等。继清代之后，1914年，民国教育部门也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性修志工作蓬勃开展，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首轮及二轮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达8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2万余部，地方综合年鉴1.7万多部，专业年鉴7000多部。
由此观之，因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局限使然，我国明代才有乡村志的雏形，到民国方频出乡土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村志作为方志的一个分支，已是地方志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国的盛世修志，逐渐认同了村志的立身及地位。当今方志学观点，认为村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即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
村志和乡镇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它以基层行政单位为记述对象，全面盘点乡村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方面的状况，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完整的方志体系应由“中国国家志”、“省市县三级志”、“村志”共同组成，依次谓曰龙首、龙躯、龙尾，缺一乃憾。同时可将村志定义为：国家方志体系最下层面的村落志。
村志的重要作用与珍贵价值
村志有何作用？专家们介绍说，村志同省、市、县三级志书一样，“资政、存史、教化”乃其基本功能。村志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泽千秋。村志可帮助地方官员了解当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志书是考察地方地情的工具书，很多中央领导到地方考察都要先查看地方志。
不可否认，编修村志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就全国而言，村志编纂一旦全面铺开，必将留下体量硕大、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保存大量珍贵、翔实的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历史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文献价值。
蔚为大观的村志乃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所载事物，上可溯源历史，下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悉数记载；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可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发掘、保存历史遗存是村志存史资政、服务现实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本地域人文历史的记述，展示本地人杰地灵的地域风情和精神风貌，是村志奉行不悖的宗旨。
今日提倡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实践证明，凡编出村志的村民和村干部已经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通过村志悟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为民是执政根本，只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共襄善举，功成名就；才能深谙鉴古通今、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扬长避短、奋发图强这个道理。
村落的物质与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民规、生产方式等，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也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各族根脉的传统村落的存在，中华文化的灿烂就会黯然失色。
从方志功能来说，村志的体例谓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举凡述、志、记、传、图、表、录等皆可运用，其中就有对村庄历史衍变、物质文化、村俗文化及谱牒文化的重点记载。如果记述到位的话，一志在手，便可对村落文化起到“一叶知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轻估。可以预见，村志所记的在今天看来十分常见的日常生活资料，将来很可能就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瑰宝”。假如我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都厘清了自己的历史，这将使中国史学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啊！
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寻根问祖、追踪访亲中已经起到并正在起到巨大的作用。不妨看一看我国的城市居民以及海内外华侨，只要上溯几代，其中，大多数仍可以发现自己的祖先原先也是农民。即使上溯几代以上没找到先民，由于持久的传统和强大的农村氛围双重影响，其身上也都不难发现农民习俗和思维的印记。尽管现在有人能恣情享有豪宅和数百万美元的豪华轿车，但传统节日时，照样回归故里，掬一把黄土添坟上，烧一炷香火插坟前。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村落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民族元素。
村志既然是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样不可低估它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警示、借鉴作用。村志的集合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编修村志最大的宗旨是全面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研究当今人们所依赖的生态资源面临问题的最好方式。从横向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为了攫取和维持所谓的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以至于现代全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要。
而从当今社会多元发展的大视野角度，村志修编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促进农村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的乡村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实现中国乡村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融合发展，增进中国农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农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幸福生活。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的崛起由东向西迅猛推进。但内陆及中西部尚且落后，不可否认的是已出现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也存在着文化发展的差异现象。
如今，“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正在推动社会发展趋于平衡，鼓励向中西部开放，带动中西部开发，推行整体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因而，中国村志的整体修编工作，是全方位展示国情国力的重要补充与完善。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就明示我们，要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本性有深刻认识，应重视对它的整体考察研究，并给予一种庞大的载体对其作以宏大的展演。从中国文化大发展需要的根脉延亘来看，最好的方法就是整编村志。
当前各地文化大发展如火如荼，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着手整编中国地方志中最小单位的村志，以村志为载体，大力弘扬中华母体文化的精髓，借以凝聚近10亿乡民合力，进而渗透、感召数亿城市人；同时通过对乡土地情的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背景及其规律，为文化强村、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提供基础资料支撑，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深远。
村志的专业知识与精心打造
村志怎样修编？专家们如是说，村志编纂不同于省、市、县志基础稳固，除需足额资金来支撑外，首先要解决好编纂组织问题。没有组织，就会一盘散沙，无头无序，无从做起。从目前某些已经编纂出版的村志来看，组织得力编纂起来就顺利，反之不尽如人意，也有村志耗时数年，乃至10多年都未能脱稿，根本原因之一即为组织工作不到位。
从当前全国各地修村志的实践看，村志的编纂组织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聘请专家领衔、专家全过程参与修编。由于方志的独特体例，更兼村志在方志体系中又为新体，专业性较强，村民一般不甚熟稔，必须有较高专业知识或专业实践经验的人员参与编纂全过程。从调研、策划、篇目拟定、资料收集的指导、编写的指导、总纂等，尤其对村志素有研究的专家更为合适。这样有利于村志的体例、篇目、政治性、史实、语言等都达到或符合志书的质量标准，但不利因素是专家一般对当地村落情况不熟悉。二是聘请当地的文化人士修编，但这些人对体例掌握及语言表述上有些薄弱。三是本村人自己修编，优点是对情况比较熟悉，但修志专业能力比较低。《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专家们总结多年参与修编村志的实践，认为村志的编写组织应是专家领衔、村民参与相结合的形式最佳。
至于村志的具体编纂，尽管村志古已有之，但成书量及存世寥寥，且村志作为方志大体系下一种独特志体，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过程，迄今尚未有方志理论的支撑。近几年，各地已经编纂出来的村志参差不齐，大多水平不高，甚至低劣，令人堪忧，不少村志没能达到起码的质量标准。究其原因，目前我国修志领域尚缺一个规范的村志编纂标准，而从事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工作者，也都较少研究村志体例。有些从事村志编纂的村民对方志知识不甚了解，更对村志这个方志中独特的志书体例缺乏研究。如此这般，村志的质量不高也就在所难免。因而，《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专家学者近一年来，致力于编著一部《村志编纂手册》，旨在对各地村志的编纂有所启迪和帮助。
目前村志质量问题，比较集中的体现在篇目上。修志之道，篇目乃要，村志也不例外。篇目设计的科学合理，修志即成功了一半。篇目乃体例的重要体现，事关志书的总体设计，犹宴席之菜谱、工程之设计蓝图，集中体现着一部志书体例的正确与否，指导着门类下各条目的资料收集与编写，同时兼有检验志书特色特质的功能。所以，应对村志篇目的设计予以充分重视，不可掉以轻心。通过翻阅现在已面世的村志篇目，不难发现某些共性问题：
一是失之过简，有的村志缺项严重，或缺地理环境，或缺社会生活，或缺人物，甚至有的缺少事例，或概述或大事记或附录等等。一是失之过繁，有的村志篇目特细，包罗万象，事无巨细，万事万物皆收囊中，其篇目排列起来不啻一部县志的篇目。也有村志的体例值得商榷，如浙江《白沙村志》的篇目立异标新，志体设“五环”，第一环天人；第二环产业；第三环政俗；第四环世系；第五环文韵。志不设篇章而设环，据说是受了奥运会五环旗的启发。这种创新的体例究竟如何，有待学界和业界评说。
古村志对于篇目讲究一地志，二民志，三官志，四政志，五事志，六文志，七物志，八杂志。时过境迁，现代村志篇目的设计，应考虑现代社会的特点。《中国村志》丛书编委会专家认为，现代村志的内容应大抵包括如下板块：一曰地理环境，记录村庄的由来及其沿革、地表地下资源分布、环境气候、村落古遗、人口渊源及宗系氏族等；二曰经济，记载农林牧副渔、特色产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变迁情况；三曰政治，记录旧时村落的行政隶属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工、青、妇、群众团体、民间组织等各项工作；四曰文化，记载有史以来村落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及其各种活动展演；五曰社会，包括村庄民居的建设、变迁、道路桥梁、水电气暖、生活设施，民俗风情、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六曰人物，收录知名的乡贤士绅等。这六个方面，只是一个粗粗的框架，具体到每个村，应与村落的实际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个性，体现特色，斟酌调整排序先后，否则就会千篇一律，有互为临摹、雷同之嫌。
当然，篇目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次定型，而应在资料收集及编写过程中对篇目不断检验、不断修正，直至定稿。此外，还应包括卷首、卷尾内容的设计。一言以蔽之，村志虽小，却也“五脏俱全”，应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村志的民族情结与美好愿景
受到历史上统治者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明代以来开始有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历代官方多注重的是“官志”的编修，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而作为乡土村落的“民志”则不被重视，极少修编，不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方面说明了统治阶级的“鄙民”思想，同时也可看出方志事业发展所受到的局限。
但涉及中国村落的沿革，村志编修古已有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汪叟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沈心卿以汪叟是否编纂《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时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咸丰六年（1856年）。30多年后，张启楠抄录《紫堤村志》，于民国八年（1919年）刻印《紫堤村志》，流传于世。《紫堤村志》自康熙至民国八年（1919年）的202年间，历经创修、续修、增修，使其志体不断完善，内容渐实，成为上海地区村志的佼佼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推进，未被列入新方志规划的村志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令人鼓舞。近些年，各省在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编纂村志。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是为中国第一部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了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余万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子编纂村志。
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现实，说明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由于生养村民的村落大多名不见经传，身不在典册，也难进入一直是由文人文化中记录的大背景、大历史，因此村民亟须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大力发展的方向。“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辽阳洲志乡土志》卷前)。村志使农民感到特别亲切，尤其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爱国先爱村，爱村必读志。村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资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村情结，既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其教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目前约有60多万个行政村。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2009年，全国每年减少约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农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些村落已经或行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所积淀的厚重文化也有消亡的可能。不即刻抢救这些历史文化，必然会造成历史的遗憾。据《羊城晚报》报道，近年广州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冠以“村名”的地方没有农田、菜地、祠堂等，早已看不到“村”的影子。而一些古老的村落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被湮没，被遗忘。为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上海、广州市政协委员倡议，让广大农村都积极行动，编写自己的村志，让一些古老的村落文化得以传承。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村志未列入整个方志编修序列，目前村志的编纂多属自发行为、各自为政，因而亟须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就像省志、市志、县志，应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尽快从由提倡到规导的过渡。加大村志修编的宣传舆论导向，营造村志修编的氛围，宣传村志修编的重要意义，发动、号召村民关注、村民支持、村民参与。各级政府应出台有关条例、办法，从组织、规划、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
当前尤需解决的：一是财力筹措问题，村庄既为中国最小一级行政单位，何以省市县三级志书每部动辄拨款数百万经费，而村志编纂十余万元却要自己筹资捐？二是编写力量问题。村志也是志，是整个方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的也存在是否符合体例，质量是否过得硬等问题。这样，就对所有村志编修者的专业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但全国村庄体量之大，地方政府专业修志人员不足，以当前国家修志的宏观状况，建议各级政府、各级地方志机构积极集聚社会、民间修志人才力量，共同成就中国村志大业。
据了解，目前北京、青岛、浙江、云南、广东、湖北、陕西等地村志修编已是热潮涌动、此起彼伏。纵观神州大地，眼下，全国加入村志编纂行列的各界仁人志士、民间力量正在自发编制着《中国村志》美好蓝图。
展望未来，豪情满怀。中国村志的编纂必将高潮迭起，硕果累累！
《中国村志》系列丛书编委会主任田剑热情欢迎各界领导、专家及仁人志士支持加盟，共同为我国的史志文化事业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合作热线：010-58427616何老师邮箱：zyjbs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