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 – Media OutReach - 2017年6月8日–自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创造了一个经济传奇。在2014年，中国经济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努力通过国企私有化来建立市场经济。然而，尽管经过了这次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仍然掌握着经济发展方面的绝大权力，特别是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国企的融资、投资、运营和信息披露拥有重大决策权。中国市场是同时被政治力量（＂有形之手＂）和市场力量（＂无形之手＂）操作的转型经济体，然而各界未能清晰了解这＂有形之手＂如何影响企业的运营行为。

　　有见及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商学院会计学院院长顾朝阳教授与该学院副教授兼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吴东辉教授联同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唐松教授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首次通过探究称为＂成本粘性＂的特定成本行为，剖析政治力量如何干预国企的运营活动。

　　成本粘性

　　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说，在正常运营状况下，销售收入和运营成本应该是并行的，即是说，运营成本的改变应该与销售变化成正比。这是任何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最基本的规则。然而，有研究发现，销售额下降时，营业成本的下降幅度远远小于销售额以相同幅度上升时的成本上升趋势。似乎企业运营成本是＂易加难减＂。研究人员把这种不对称现象称为＂成本粘性＂，而有多个不同理由可以解释企业运营成本的＂粘性＂。

　　在《从中国证据剖析有形之手如何塑造成本行为》（How Does the Visible Hand Shape Cos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研究论文中，研究人员利用了这种不对称的成本行为来说明政治诱因如何左右国企的人力资源决策。

　　政治诱因在中国举足轻重

　　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探讨过政治诱因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家普遍认为，即使在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体中，政客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中国政府在其转型经济体中掌握大权，所以各界更应该关注这个极具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在推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身兼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国企的拥有者，同时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这种双重角色提供了一条捷径，让中国政府通过干预企业的运营决策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

　　那么，究竟是甚么政治诱因促使中国官员不惜一切干预国企运作呢？

　　干部能力考核机制

　　在研究中，作者仔细探讨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考核制度。为了激励政府干部和地方领导人落实中央的政策，中共实施了一个提拔官员的政治考核制度，包括根据以下三个层次的绩效目标来评核官员的表现：

　　1）＂否定目标＂：社会稳定和出生率

　　2）＂硬＂目标：经济增长、投资和财政收入

　　3）＂软＂目标：教育、卫生、文化活动和养老保险

　　研究人员发现，成功达成＂硬＂目标（例如GDP增长）的地方领导人较可能扶摇直上；相反，只达成＂软＂目标对整体表现的影响不大；而＂否定目标＂对官员的仕途亦有很大影响，万一不能达成这些目标，不仅会大大影响升迁，甚至会面临降级、行政处分和革职。维稳是＂否定目标＂之一，因此成为了地方官员极之关注的重点。

　　吴东辉教授指出：＂大家也可以想象到失业率对政府的重要性，特别是地方官员。北京政府近年十分重视维稳，裁员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会严重打击官员晋升前景。＂

　　因此，从政者拥有强烈的动机来扭曲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以换取仕途上的保障；换句话说，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来要求国企保持更多职位和员工人数。

　　政治诱因影响企业成本行为

　　这次研究结果反映了国企在运营成本方面的粘性较非国企为高，尤其在人力成本方面。一般来说，当市道畅旺时，国企较非国企愿意增加雇员人数；更重要的是，当销售放缓时，国企对裁员的意欲亦较非国企为低。

　　吴教授解释：＂当销售额上升时，企业自然会扩充人手来满足生产需求，令人力成本上升；然而，当销售放缓时，与纯经济环境的公司相比，政治敏感的企业较不愿意裁员，结果造成了人力成本下降比例不对称。国企与非国企在人力成本行为不对称方面的差异程度，可以反映政府对企业人力资源决策的干预程度。＂

　　研究人员估计，国企人力支出的非对称性较非国企高约百分之29.3。因此，为了维稳及避免失业率飙升，国家会改变企业的人力资源决策，令国企的成本粘性提高。

　　然而，吴教授指出：＂政府的意愿最终是由个体来执行的。我们也发现到，在很多国企之中，若领导人是由政府指派的，那么人力成本的粘性便会更高。＂

　　因为中国政府经常任命上市国企的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因此这个发现构成了中国市场的另一个独特背景。与通过个人捐献或一般社会关系建立的政治关系不同，政府和企业高管之间的直接任命关系，有助于实现政府的目标。

　　制度在中国的作用

　　各地区内采用各式各样的不同制度，因此，政治诱因对人力成本粘性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并不一致。 研究发现，在制度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国企与人力成本粘性之间的正比关系较大。换句话说，在制度意识较薄弱的地区，政府干预企业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政府这个股东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力也更大。

　　吴教授表示：＂这个横断面变化，令我们对政治诱因和成本粘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发现更有信心。＂

　　他指出：＂它有助于排除一些其他猜想，例如有政府背景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在商业知识和管理技巧方面或许较差；或者有或没有政治关系的管理者，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对员工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所有这些可能性也可以解释国企与非国企之间人力成本粘性的差异。然而，通过交叉变异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减低这些互不相容的解释导致误解。＂

　　研究所带出的意义

　　顾朝阳教授表示：＂我们的研究支持了‘部分私有化不能完全弥补中国政府病态’的理论。人力资源决定是让政府能够透过‘有形之手’进行干预的渠道之一。＂

　　经过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所促成的重大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增长的不利因素已开始引起关注。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型绩效考核制度的问题，并正在作出转变，对地方官员改用更为平衡的记分卡型表现考核。虽然这种变化减轻了在官员考核中对GDP的过度重视，但就业率等社会稳定问题，在考核中却更加举足轻重。

　　顾教授指出：＂政治力量对国企人力就业决策的影响，在未来可能会持续下去。＂

　　参考资料：

　　Zhaoyang Gu, Song Tang and Donghui Wu, "How Does the Visible Hand Shape Cos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Working paper.

　　本文原文首先刊载于中大商学院属下的＂中国经商智慧＂网站（https://goo.gl/Gjvk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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