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敢于迎接时代的变革，敢于放开自我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和机遇，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精神。在微博刚刚兴起的年代，他敢于实名认证，并成为最早“微博问政”的官员之一。他体恤百姓忧乐，救助弱势群体，诚恳与网民对话，在官与民中真正架起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他也成为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粉丝逾千万的“微博大V”。

陈里：1958年生，河南镇平人，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三农、社会学学者，微博大V，新媒体专家。历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党组秘书、宣教处处长、高级法官，陕西省公安厅纪委书记、督察长、副厅长，中国法学会理事，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我所采访的官员中，陈里是独特的，这种感受无关地位高低，却是一种经历，一种及由骨子里的悲悯之心而衍生出的勇气、良知和行动。可以说，在10余个小时的对话里，他带给我的感动，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第一次见面，陈里推给我一大摞书，高到足可以遮挡住我的视线，书都是他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关于“三农”问题和社会管理创新。虽然，他是“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也是管理学博士，但业余时间，做如此多的思考与总结，却也是情怀使然。他送了我一本《城市致命危险中的生存法则》，让我意外的是，竟是他编的，“很好奇吧，这本书无学术价值，也无经济利益，只是觉得，这些‘生活小事’，却也是百姓生命中‘天大的事’。”

看得出，他对普通民众有着天然的悲悯之情。40岁之前，陈里基本不笑，他说，生活太苦了，没有资格笑，但情怀也并非都源于他所经历过的苦难人生，在经年的生活中，年轻时的所思所想，也渐渐沉淀为感同身受的理解。在陕西公安厅当了7年副厅长，他的上访接待率与解决率高达100%，锦旗挂满了办公室，他说，“群众在哪，我们的工作就要在哪”。所以，常听老百姓评价陈里，“是一个知道人间冷暖的官员”。

在互联网上，陈里是绝对的“微博大V”,2700多万的粉丝量，暗示着他在互联网某种程度的“呼风唤雨”。四川一位农妇，丈夫高位截瘫十余年，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常年靠卖芦柑为生。因山大沟深，信息不畅，大量芦柑滞销，无奈在互联网发出求救。陈里了解情况后，在自己微博做了转发，最后，芦柑一度供不应求；新浪微博公益粉丝节，原计划征集100份礼品送给弱势群体的陈里，一天时间便收到网友5000余份爱心礼品……这都是小事，但却是看得见的影响力。

陈里喜欢互联网开放的空间下，那些自由的表达，也正因如此，他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舆论的漩涡，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爱管闲事”。创立“待用公益”、自费邀请农民工吃饭，助力华山万人滞留事件的及时解决，解救轻生母子……哪一个都非其职责所辖，但哪一个又都事关生存与生命，他坦言，“总是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

“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他觉得顾准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身处发展与矛盾并存的年代，他不甘于只做一个保守的管理者，他敢于迎接时代的变革，敢于放开自我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和机遇，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精神。在微博刚刚兴起的年代，他敢于实名认证，并成为最早“微博问政”的官员之一，也是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粉丝逾千万的大V。

“我只是微博上一只打鸣的公鸡，没有其他特点，就是很勤奋。”说得轻松，做得不易。繁忙的工作后，他依然能够坚持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笔耕不辍，诚恳地与网民对话。他的微博大多关注基层民生，体贴百姓忧乐，正能量十足。所以，能够获得体制内外的广泛认可。

陈里的微博连续6年获得人民网统计的“年度十大微博人物”，并在新浪“十大公职人员微博”中排名第一。各大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解读陈里，求是杂志社内参还曾以《“陈里现象”为啥这么热》为题进行分析。在调任北京工作后，他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工作，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授“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网络舆情的引导和处置。”同时，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他也将自己的思考和经验，全部倾囊传递给年轻学者。

接受采访时，陈里即将退休，他说，“这不过是身体退出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价值并没有退出这个社会。”他为自己制定了很多退休后的规划，几乎都与公益相关。

越是了解陈里，越常常模糊于他的身份，就像崔永元评价的陈里，有时像慈善志愿者，有时像街道居委会主任，有时像辅佐将帅的军师……这种“幻觉”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另类”，但很多人又相信“眼下是另类，以后是常类”，这大抵也是网民对官员的某种期待。毕竟，总要有人，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去引导精神的方向。

2016年，陈里与吴敬琏、屠呦呦等一同入选《时代微影：中国角色》油画作品集，无疑，在油画家看来，角色陈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价值。

此时的窗外，夜灯如蛇，蜿蜒向前，晚风在都市的高空中飘摇而过，留下身后喧嚣红火的尘世，在这个惯常以金钱来衡量存在的商业时代，还有像陈里这样以身相许的理想主义者，是那么的难能可贵。曾看到，他手机页面的签名写着：向着太阳走去。

突然想起一个细节，采访结束，陈里把我送上出租车，车走了很远，他才离开，那份礼貌的目送，是素养，也是谦卑，让人记忆深刻。其实，人生不就是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走近，又走远么，而每一段际遇，就如同一段展开的人生画卷，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最终成为生命的记忆。

文字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是水平和无限的，它永远不会到达某个地方，但有时候，会经过我们的心灵！记录一个时代的陈里，当是我们的责任！

永不缺失的民生情怀

“让中国农民更有尊严的生活”

“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在一起”

一位农民，向五保户借了5元钱，钱还没还，五保户就去世了，农民将5元钱全部买了冥币，一张张烧尽在五保户的坟前，这位农民就是陈里的父亲。几十年后，陈里带着儿子去吃烤串，算错账，少付了5元钱，第二天去还钱，摊主却回老家割麦子了，爷俩数次前往，直到麦收后摊主出现，还了钱。

故事不复杂，却打动了我，这不仅是关于仁义和信用的故事，更是一个中国家庭，对于美德、信仰的传承。

采访完陈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前半生挣扎在苦难中，后半生成就在辉煌里的人，是如何能够在时光的流转中，不失本色，且始终心怀感恩和悲悯情怀的，在这两则故事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那是血脉中流淌的一种素养，是本性中的一种精神，无关贫富，抹不掉，也忘不了。

陈里出生在秦岭南麓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在他的记忆里，家乡是一个“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的贫瘠地方。80年代通路、90年代通电，祖祖辈辈少有上学的孩子，对他而言，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瘠。

兄弟姐妹7个，陈里排行老大，随着父母的先后离世，沉重的家庭压力，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比任何人都深知农民的不易，“时常的凄惶和绝望，我都深深品尝过”，所以即使在当了公安厅长后，他的内心深处，也依旧为农民饱有着大片温情。

“我就是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上了学，进了城，当了领导，但我的裤管依然沾着泥巴味”，这是陈里在很多场合常讲的一句话，他觉得，他与农民始终是一体的。

不向命运屈服

1971年，干了27年临时税务官的父亲，由于所谓的家庭历史原因，被清退回农村。此时的陈里，正在读初中。

“我记得，父亲穿着母亲的棉袄，带着一大卷上访卷纸，一路要饭，一路写大字报，一直从乡上写到省城，才最终得以平反。”父亲的命运，让陈里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渴望，愈加强烈。

“你可能都不会相信，我们深处闭塞的大山中，班里竟有全国每个省的一份报纸，我觉得班主任老师特别了不起，他只是一个中专生，但却为我们打开了心灵的窗户。”良好的学习氛围，让陈里如鱼得水，并开始逐渐显露才华。班级的板报，他来操刀，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人生第一部小说《宋老七》。当别人还不太会唱歌的时候，他已经向县文化馆投稿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才华并没有为他铺就光明之路，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问题及由的政治迫害，陈里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为能继续读书，他被迫选择了养蚕的职业高中。可世事难料，一年后，职业高中被取消，他再次失学。一般人处于如此境地，多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可陈里不甘心。看着他对读书的强烈渴望，父亲四处求人，最后翻山越岭，在40里外的他乡，找到了可以插班就读的高中。

为吃一口饱饭，他都要受尽委屈，在常年的饥寒碌碌中，他完成高中学业。此时，展翅高飞的梦想，的确只是一个梦想，但他依然能够成为希望。

“铃声一响，你们就交卷，只有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交！”监考老师手指的这个孩子，正是陈里。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在似乎看得见的未来，河南省镇平县二龙公社的108位考生正在准备迎接希望的曙光。

“考场很大，我报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很多同学交了白卷。”40年前的场景，陈里历历在目，“在中断十几年的高考后，老师巴不得所有的孩子都考上，突然看到一个能用五线谱做题，且从头写到尾的孩子，她大概也是很珍惜吧。”陈里平静的讲述中，依稀带着某种感动，他说，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个老师，当面和她说声“谢谢”。

就像世界上的很多戏剧，你看懂了开头，却往往猜不中结尾。

通过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文化课考试，陈里开始准备去襄樊参加面试。借了20元钱，连火车都没见过的他，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因为不知火车中途会一站站的停车，遂在火车第一次停站时，就错下了车。“客运列车一天只有一趟，车走了，天还没亮，我就站在那，一直哭到中午。”一位老大爷看陈里可怜，帮他拦了一辆拉煤的火车，带他到了襄樊。

冲进考场时，已是下午4点，复试全部结束，“那种绝望，无法言表。我把带去的创作作品，全部给了一个我看着顺眼的孩子，然后转身而去。走出数百米后，我不甘心，二次返回教室，却发现只有他，静静地站在那，看着我的作品默默流泪。他说‘替我惋惜’。他家是右派，和我有过一样的人生坎坷。”那份偶遇的惺惺相惜，成了那个年代弥足珍贵的一份温暖。

37年后的一天，新浪微博开设了“说说高考那些事”话题，陈里把这段往事发在了微博上，热心的网友居然在湖北找到了这个男孩，并提供了手机号码。陈里和他通话后，知道了这个男孩当年考上了农机校，后来当了地区的政法委副书记，这也让网友们很感慨，37年前两个怀揣音乐梦的男孩，在37年后还能奋战在一个系统，可谓殊途同归。网友还打趣陈里，“中国少了一个音乐家，却多了一个爱民的厅长。”所以，他们强烈要求，两位一起带着网友，相聚在37年前复试的考场，并回首改革开放37年的民生国情。讲到这，陈里很感慨命运的多变，也感恩时代的给予和国家的培养。

当年的陈里是真爱音乐。为学音乐，他借书抄写的谱子，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只有4.5元的工资，他借钱花58元买了一把小提琴，“山里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每天下午我就在河边拉琴，乡里开会没有国歌，就让我到喇叭前拉一曲。”至今提及，陈里的口气中，依然流露着小小的得意。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原因，他不能上学、不能入团、不能被招工，还被送进愚公队，和三个地主儿子一起抢收、抢种、修路、修水库。每天中午别人休息，他却跑到2公里外的山洞里唱歌，“那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他说自己就像长在狼牙山的一颗种子，鸟没吃，却压了一块巨石，所以要很坚韧，很顽强。在农村，边劳动边学音乐，被家人视为不务正业。但音乐，其实早已成为他苦难生活的光亮。

从小对音乐无师自通，14岁那一年，聂耳成了他的偶像，他期待有一天也能谱出惊世曲目，而如今……走出教室的陈里，看着丹江的粼粼波光，突然泪流满面。那一刻，他似乎已经预知，自己的音乐梦想将就此被埋葬。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吹开，但春天的故事，却没有让这个无限进取的青年走上光明之路，接踵而来的5年，陈里在不断的高考中，尝试命运的转机，却屡战屡败，“有一年我高考，英语考了南阳地区第二名，原本可以破格录取，但莫名其妙的是，历史试卷遗失，考分最终为零。”后来，他被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陈里轻轻摇了摇头，空气凝滞了片刻，那也是他对那个时代表达的一种无奈。

罪是他受的，但他却不曾抱怨，更没有自暴自弃，他豪情万丈地说，“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就是精神”，他牢记着马克思的箴言，“自暴自弃，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所以，他在一次次的绝望中自觉地重燃着生命之火。

改革开放之初，新疆急需人才，随后的陈里，带着一箱子书和满腔的热情奔赴边疆支教。苦难可以触及人性的深度，但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刻意追求苦难的，或许，比之更重要的，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在新疆教课，宿舍四人一个房间，晚上不能开灯读书，大冬天，陈里在零下20度的雪地中，借着雪的光亮学习英语，“上有月亮下有雪，浑身穿上所有家当，还要不停运动，太冷了。但我读的是专科，要考研究生，外语几乎零起点，我只能这样学。”

正是胸中不灭的斗志，最终让他如愿以偿，1987年，陈里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的命运也在这一次的转机中开始重生……

当我试图给这部分写下结尾时，诗人食指的《热爱生命》突然浮现脑中，那文字里饱含的勇气和坚韧，一如陈里无畏的人生：

“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深感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簌簌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但我有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虽是屡经挫败，我决不轻从。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投身“三农”研究的公安厅长

对“三农”问题，陈里早有深入思考。1990年，硕士毕业后的陈里，被分配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这让他接触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案件，其中尤以农民犯罪案，最让他关注。

“2000年以后，陕西的农民犯罪一直在80%多的高位徘徊，成为全部刑事犯罪中最大的群体，这将直接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陈里看到了基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一个孝子到城里做小生意，因三轮车多次被城管收缴，而与城管发生争执，在撕扯过程中，意外刺伤城管，并导致死亡；两个曾以捡破烂为业的农民，为了弄点钱吃饭，把一个捡破烂的人给杀了……”这些极端案例，让陈里开始聚焦“农民犯罪”，并下决心挖出其中的“病灶”。他调查发现，农民犯罪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压力，“只有通过政策和制度才能调整。”这也是陈里最终选择农业与农村社会专业的根本原因。

2012年5月的一个晚上，陈里在微博上发出邀约：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吃饭，“这是我研究‘三农’工作搞的系列访谈的一部分。”

据参加饭局的建筑工人王林安回忆，“陈厅长通知我一起吃饭，感觉像中了彩票……本来应该早一点过去的……那么大个官，还等我们等了那么久。”当他走进房间，陈里主动迎上来跟他握手，“我的衣服一抖就是灰，手也脏得很，我都不好意思握了。”饭桌上，他向陈里诉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陈里给王林安倒上自带的老榆林酒，俩人干了一杯，他还不断地给王林安夹菜。这顿饭是王林安进城10年吃得最好的一餐，陈里也是他迄今见过的最大的官。

原本就不是为了炒作，陈里请大家不要发微博，就当是朋友聚餐。但农民工觉得是新鲜事，很兴奋，还是发到了网上。参加饭局的有水电工、搬运工、摆地摊的……悬殊的地位，让这顿原本普通的饭局，迅速在网络掀起轩然大波，有些网民觉得“这个饭局有些作秀”。

“大家只关注厅长的身份，却忽略我教授、博士的身份。其实，大概老百姓会想我不务正业，干嘛跑出来和农民工坐到一起，又不是民政部门的。”说完陈里自己笑了。其实，那段时间，他被舆论弄的不得安宁，甚至一度关闭了微博，他自问“难道厅长就不能请农民工吃个饭、聊个天了吗？”他坦言，那段心路历程，是对心里承受力的一次极大历练。后来他宴请的农民工遇到孩子上学等麻烦，打电话把陈里当作唯一救命稻草，他也是尽力帮着排忧解难的。

虽然，距离那顿饭的时间已过去5年多了，但一些细节所表现的情怀和作风，至今依然值得思考和比照。

比如，陈里提前花800多元购置了一批书，给每个人送了几本，包括路遥的《人生》、天生没有四肢的澳大利亚人力克·胡哲的《人生不设限》、加藤嘉一的《致迷惑中的年轻人》等，还给3个一线农民工每人送上一件土家布衬衣，还为农民工的孩子准备了玩具和文具。一位农民工建议吃西安地道的羊肉泡馍，陈里采纳了，订了钟鼓楼广场的老字号“同盛祥”。陈里主动做到下座，将上座留给农民工，他说，这里没有厅长，只有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研究农村问题的陈里，谁再喊厅长罚谁喝酒。聊天内容都是农民工讲自己的故事，也有和陈里争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临别时，陈里硬要给大家报销路费，但没有人要，因为大家清楚，陈里是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的……

俯下身子，和农民工平起平坐，是一个官员发自内心对百姓的体恤和温情。陈里尝过人生能想象的所有的苦，他深知无力的感觉，他也感恩这个时代的赐予。所以，他在回报，希望更多底层的民众，能够同样的努力、坚守，最终获得命运的改变。

离开陈里，农民工章扬走出饭馆，他突然觉得，夜色中的钟鼓楼是那么的美，“有光的地方，就不怕天黑。”这大概就是一顿饭的力量和希望。

一位参加饭局的农民工直言：“陈里把善的力量向上传播，如果这也算作秀，那么我情愿所有的官员都作一次秀看看，都请老百姓吃餐饭。”《人民日报》也直接发声，给陈里鼓劲：“秀”的有价值，并称“秀”在某种程度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

一顿饭，吃出一场世纪大讨论，这件事还成了五个省的公务员考题。时至今日，关注民生、帮扶弱势群体、传递正能量，依然是陈里微博的主题。他呼吁为农民工办的十件实事，包括制作一张可以全国支付的社保、医疗“一卡通”；政府设立农民工办公室；妥善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随地高考问题等十件事，多已落实或推动中。

作为最早的微博博友，陈里深知自己作为公职自媒体人的使命，面对各种问题和求助，他能帮解决一个是一个。海南农民工孩子上小学的问题，甘肃见义勇为农民工表彰问题，西安轻生母子的医疗纠纷问题，河南、陕西、山西数名高考孩子加急补身份证问题……一位网友直言，“陈里的平易近人和包容，很少在我接触的官员身上看到。”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事实上，作为官员的陈里，早已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自己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

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写到这，特别想对很多质疑者说，永远不要轻易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你也许永远不能体会他心中的某种信念。

“人性执法是共产党的根基”

陈里始终认为，百姓永远大于天。

所以，解决“三农”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他认为，首先还是要考虑民生。“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和民生发生博弈时，一定要以民生为重，一个摊位背后就是一家人，两筐农产品有时就是农民一季的收入，有的农民进城为了赶早集，守一个晚上，早上再回去，卖出去的，就是孩子一学期的学费。城市管理不能太粗暴，要知道，高楼大厦下面还有民生。”

要文明执法，教育为主，“大学生掏个鸟蛋，村妇卖个假手枪，农民山上拔个珍贵的花草，这些东西农民并不知道，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上，普法大于惩戒。如果宣传做到像知道大熊猫是国宝一样，老百姓就不会触犯法律了。底层群众轻微犯法，要以普法为主，而不是用足法律。我们不能把坏人一网打尽，但我们能做到让一个好人不受到冤枉。法律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好人，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分界线。”每次陈里出去讲课，讲到这的时候，下面都是鸦雀无声。对于老百姓的不易，他总是有着天然的悲悯之心。

当年在公安厅搞信访工作，他就常说，“带着感情来做群众工作，中国的事情就解决一半。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不是没有办法，不是没有政策，而是在执行的环节，把老百姓的事太不当事。”

一位农民常年为同村的一个包工头提供石头子，一年多了，仍未收到工钱，农民不停地要，包工头不停地躲。农民急了，跑到其家里，他不但不给，还一走了之，躲到县城父亲家里。农民在他家住了一晚后，无奈又追到县城，结果包工头一气之下，拿菜刀砍伤了农民，还以非法入侵民宅为由，将农民起诉至法院。地方公安不作为，导致此案常年不被处理。

“在中国，你给我说说，有多少非法入侵民宅的官司。农民在一个村，谁去谁家取个东西，就是非法侵入民宅么？就算非法侵入民宅，你丢东西了么？没有是吧。人家为啥在你家住一个晚上？是你欠人家钱，还给人家砍了一刀。你就拿这个，将刑事案件不处理，托住人家，公平么？这个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再来，你们回去，重新研究，立案不立案你们自己看，首先把人家欠的钱付了，把医疗费解决了。”上访接待日，陈里面对当地负责此案的公安局长，严厉质问，也正是这样亲力亲为的督察，最终此事得以顺利解决。

“要理解农民，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问题。要先听听上访群众的诉求是什么，有些问题并不大，却在实现自己的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增加了很多烦恼。该批评我们工作人员的，就得批评，然后再落实事情，这样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上世纪50年代，有一名警察，处理了一个案件，当事人已经没事了。领导说，你去和当事人再谈谈。谈完了，当事人回家就自杀了。领导以这位警察工作没做好为由，将其开除。警察想不明白，自己没有说不该说的，自杀与自己何干，随后开始走上长达半个世纪的上访之路。直至2007年，陈里在公安厅担任副厅长时，已是耄耋之人的老者还在上访。

让陈里心酸的是，遭遇如此不公，老人还坚持让孙子报考警察学校，因为他热爱这份职业，“上访上到没钱了，坐着拖拉机，拄着拐杖还要去，跑到榆林上访27次，没见过一次公安局长。”提及此事，陈里的愤怒依然不减，“几年前给平反了，但待遇却迟迟不给补，没有天理了。”

因为上访接待，陈里亲自找到老人过问此事时，老人却说，“陈厅长，我27年没见到局长了，今天见到你了，我一辈子不再上访了，我终于见到领导了。当年不管真假，已经被平反了，我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老人的话，让陈里很感慨。

“人性执法是共产党的根基”，后来，陈里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只有带着感情才能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文章刊发后，报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时任《陕西日报》政法部主任的冀平坦言，很久没有遇到一篇文章刊出后，接到如此之多的读者来信了。后来编辑又把读者来信编辑了一部分刊发。

当了7年公安厅副厅长，他的上访接待率和息访率高达100%，要知道，这些案件，都是经过几级政府、公安机关，甚至是法院折腾过的，“要带着感情，换位思考。为什么老百姓不厌其烦，宁愿妻离子散、荒芜庄家的花费数年时间到北京上访，他们不是神经病，要是没有冤屈，他不能如此，所以，要学会倾听。”

直至今日，陈里的微博每天还会收到大量的求助信息。有一个网友和陈里诉苦，说“电业局给我们家停电3天了，不给电，也不给水。我知道你不管，但和你说了，中央领导就知道了，就踏实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陈里就一阵阵地心酸。

经常的，天桥上、马路边，遇到老人摆小摊卖鞋垫，陈里总会买上几双，“卖几个可能就是她一天的生活费，我每次买的时候，就会有围观的，你只要买一个，后面就会有第二个，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机会。”他多次在给基层官员上课时呼吁，“当我们从弱势群体身边走过时，请压低我们的笑声，放轻我们的脚步。虽然，我们不能一一救助，但至少能回望一眼，看看这些还生存在贫困线的人，足以说明，你的心是热的。”

陈里最喜欢河南内乡县衙中的那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是他的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

自觉的爱心，尊严的享用

待用文化：可以改变中国未来的慈善模式

“富而有爱，贫而有助，待用公益，传递爱心。我坚信，只要心中有爱，总能找到释放爱的方式，不在此时此地，就在彼时彼地。”

2010年，微博狂飙崛起，成为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全民产品。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陈里，果断注册了微博账号。他在微博的个人标签里，写下自己的身份：三农，社会学学者，管理学博士。

而此时，他正担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相对于大多数官员“只看不说”的潜水状态，陈里不仅选择了实名制，且将微博私信向公众开放。在他看来，这是以诚相待的表现，而淡化职务，也是希望能够更平等的与民众沟通。

微博140字的方寸之间，成为陈里工作之余的新岗位，随着与网友互动的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陈里寻求方寸之外的帮助。正如媒体观察家胡泳所言，“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习惯了把媒体视作政府的某种组成部分，把媒体当成了青天。”

而对于陈里而言，这显然已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但越是接近真实的生命个体，他的心便愈加不安，贫穷、无助、挣扎、绝望……，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荣时代背后的危机和阴影。他多么希望，即使在最灰暗的时光里，他们也能够有一丝重新开始的勇气，而他愿意尽其所能，做那颗点亮生命之光的人。

理解的基础是感受，当一个人能够感受别人时，心就会变软。软，绝不是脆弱，而是韧性。随后的4年多时间，他默默地做了太多的善意之举，那份给予的温暖所绽放的力量，正是最真实的市井人性，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待用快餐”诞生：

大众慈善真正意义的觉醒

2013年4月12日夜，陈里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连发三条微博，中心意思是呼吁国内快餐店和民众，能够为一些残疾人、老年贫困者、流浪儿童等，提供“待用盒饭”。

“待用快餐”就是在快餐店提前购买一两份快餐寄存于店里，提供给有需要的困难群体，这个创意还是陈里从欧洲的“墙上的咖啡”中获得的启示。“道家讲‘三生万物’，我也希望这个‘三’能唤起‘万民’。”此时，陈里的微博粉丝是1800万。

在陈里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凡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善念，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传播。事实正如他所期待，倡议迅速得到众多网友的响应和支持，台湾人高文麟首先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他是西安“御上文化厨房”餐饮店的老板，他承诺，每天提供5份快餐“待用”，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实行“待用快餐”的餐厅。

作为发起者和倡导者的陈里，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给予响应商家以支持和鼓励。在“待用快餐”启动的第一年，他坚持每天认购一份，河南的一个响应餐馆的老板至今还记得，陈里过去指导时，不仅当场认购，还当即捐款3000元。北京有几家待用快餐馆开业时，陈里还带着朋友去捧场，并捐助了500元。而这些，甚少有人知道。与此同时，“待用快餐”的社会效益，也在逐步显现。

浙江华味客快餐厅老板王永华是个资深义工，在网上看到“待用快餐”形式后，觉得非常好，速决定在自己店里推行。活动启动当日，王永华带头认捐了20份，后厨员工立刻响应认捐了10份。看到商家的善举，在店里就餐的两个小朋友分别认捐了10份。截至当晚，市民共认捐152份……如此被感召的事情，全国的很多餐厅都在发生着。

就在“待用快餐”启动当年的9月5日晚，佛山黄岐公园珠江边上，一位流浪汉跳下3米高的河堤，将一名妙龄女子救上河岸，这个见义勇为的流浪汉坦言，自己是佛山一家餐馆“待用快餐”的受益者之一，是餐馆老板娘的善举感染了他。

在被称为“史上最难的就业季”，一位家境贫寒，很久没能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正是因为提供的“待用快餐”，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找到工作后的第一时间，这位学生给陈里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是‘待用快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更重要的是，那份温暖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努力，这样才能有机会做出回报。我只想和您说声谢谢。我曾是待用的受益者，但在今后，我就是待用的践行者。”这位学生，还将自己无助时写的日记，发给了陈里，那如泣如诉的文字中，都是对生活的绝望，“看到他的邮件，我庆幸自己发起了这个行动，才让这个有心的孩子，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关怀。”

在“待用快餐”的志愿者团队中，有位叫庞学松的志愿者，他现在是“我爱贵州美食网”的CEO,也是“待用”贵州志愿者执行团队的带头人。当年16岁的他，在大雨的夜晚，饥寒交迫的站在一家餐馆门口，看着燃烧的炉火和桌上的酒菜，他能做的，只是用舌头湿润干裂的嘴唇。突然，老板走出来，告诉他，里面的客人让他进去。客人什么都没说，让老板给他煮了一大碗粉汤，还倒了一杯白酒给他暖身。20多年过去了，那碗粉汤的温度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挥之不去。自那时起，他坚定地走上了公益之路，他觉得，公益就应该有更好的模式，有更及时的效应，就像有人需要吃饭，就直接有一碗饭给他，而‘待用快餐’正是一种公益的创新，“它就像是我在多少次呼唤以后邂逅的爱人，我将与它相伴此生。”

庞学松只是“待用”队伍中的一员，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志愿者队伍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待用”就像一种呼唤，瞬间在他们心中找到了回响。其实，不仅是受助者，也有很多的捐助者在如此的奉献中，同享着感动和无悔。在“待用快餐”一周年的日子，一位响应商家，给陈里写了一封信，他说：每次看到那些无助的人，拿起餐盒的那种感动，我都觉得自己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洗礼。与其说我在通过‘待用’帮助别人，不如说这些人在通过‘待用’改变我。今天，我以全体员工的名义，认购了100份待用快餐，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从最初的被质疑、误解、冷遇，到如今的深信不疑和将“认购”作为一种习惯，“待用快餐”陪伴更多的民众，走过了躁动期与萌芽期。如今，全国30多个城市的300多家待用餐馆，在持续的爱心和自发的制度建设中，在绝对的公开与人性的尊重中，有序地成长并无限地传递着它的真情……

陈里依稀记得，“待用快餐”推出初期，很多媒体都会问他同样的问题：如何避免蹭吃蹭喝？如何确保爱心餐让真正需要的人享用？陈里直接引用《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作为回复，“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 陈里觉得，质疑不无道理，但不能因噎废食，他始终饱有乐观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爱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截至目前，还没听到过一起冒领事件，也没发生过一个人没完没了领用的情况。公益经营的是人心，善心是无价的。”

“我只身来到西安打工，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找到工作，到最后山穷水尽、身无分文时，我想到了去偷、去抢。幸运的是，在理智尚存的情况下，我遇到了待用快餐，就靠着每天吃待用快餐，捱到了我找到工作的那一天……当生活稳定以后，我第一时间去那家店铺，购买了五份待用快餐……”这份邮件，让陈里仿佛看到了，整个民族正在为那个可以帮助缓解贫富差距的慈善平台添砖加瓦；看到了一双双正要伸向手铐的手，被一份份关怀挡在了半路；也看到了慈善创新，为社会治理带来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待用快餐”是中国慈善创新的重要探索，可以随时、随地、随手、随便任何人，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捐助与受助的数量，而在于保证资源实现最大使用价值的同时，实现了有尊严的慈善和震撼心灵的传递，并激发了一个民族对慈善的信仰和坚守。

首倡“社会化公益+扶贫机制”：

让“待用公益”真正成为一种文化

“创作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冰心在《繁星》里的这句话，一度点燃着陈里的激情，他觉得，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做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会愈加接近自己想要的幸福，而他的幸福，一定是要体现在群体富裕和共同的快乐之中。

就在采访的前几日，陈里又开始琢磨“社会化公益+扶贫机制”。虽然此前参与民间慈善的人不少，但这一理念的提出，陈里却是第一个，这也是其多年参与待用公益的感悟，“我是从社会化的公益方面，为扶贫助力，辅助国家攻坚克难。”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定位明确。

陈里是绝对有这个能力的。记得，有一年新浪举行微博公益粉丝节活动，陈里受邀参加，他原计划公开征集100份礼品，送给留守儿童、环卫工人、农民工、贫困大学生、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粉丝，并倡议可以帮身边的弱势群体代领一份。却未想到，仅仅一天时间，便收到5532份爱心礼品，礼品涵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对于慈善，陈里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工作再忙，他每天也会抽出大量的业余时间助推公益，采访当日的凌晨，记者看到他发布了一条“被政府集中收养的特殊孩子讲述梦想”的微博。孩子是最易让他触动心扉的。小时候，因家庭成分不好，陈里的求学之路，充满苦难。“每次，看到儿子聚精会神的读书，我都觉得那场景好美，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孩子。”所以，他如此渴望“待用”有一天，能够成为“希望工程”有力地补充。

“待用快餐”被陈里称为“待用”家族的大儿子，他认为，“待用”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定义，它的模式可以被复制，内容也应该多样化。所以，他又开始思考，既然待用快餐具有消除乞丐的可能性，那“待用学费”会不会让失学儿童从我们的字典中消失呢？“待用医疗费”会不会让那些已经致贫的人受到救助呢？“待用家政”是否可以服务于那些孤寡老人呢？

“民政部门也好，教育部门也罢，或是街道办事处，可以将贫困家庭细分，具体到每个社区有多少贫困孩子，每个学校有多少贫困学生，然后直接从‘待用学费’中提取相应的学费金额，属于点对点的帮助，也没有繁琐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万元学费，作为一个被除数，很多人去分担，其实数额很少。还有，我们自己享受家政服务的同时，可以多支付一些费用，留给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去‘待用’，这是一颗种子，只要我们勇于践行，心愿就会成真。”

在陈里的大公益概念里，待用文化的概念包括两部分，一是输血式的救急，比如“待用快餐”、“待用饮用水”、“待用家政”等，虽缓解一时之忧，却足够温暖人心，营造社会之安；二是造血式的精准扶贫，比如“待用培训”，不仅是致富之道，更是信念之源。

在陈里看来，扶贫最重要的就是精神扶贫，“帮他们走出困境，首先要帮他们树立信心，点亮生命之火，这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他已做了诸多尝试，实际帮助了很多困境中的人们，效果非常好，很多网友甚至告白陈里“本来我就不想活了，看到了你，就觉得这世界还挺美好的”，“社会化，就是大众。公益，就是扶持弱势群体。而扶贫，要更精准。总之一句话，这个机制就是专门为老百姓做好事。”这也是其首倡“社会化公益+扶贫机制”的根本目的，而他愈打造这一切的主体，依赖的正是“待用文化”的深入人心。